展望202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势（缩略版）

摘要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国际投资合作总体呈复苏态势，但实现常态化、可持续增长仍面临较多不确定因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平稳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迈出坚实步伐，对外投资的行业和区域分布多元化程度上升，“走出去”企业合作共赢成效显著。中国将继续完善对外投资风险防控机制，稳步推进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使对外投资合作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商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国际投资规则；投资风险；跨国公司

一、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

2021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平稳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务实合作稳中有进。中国跨国公司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一）对外直接投资基本平稳

2021年1—11月，中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1297.9亿美元，同比增长9.2%。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5个国家和地区的5777家境外企业开展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991.3亿美元，同比增长4.3%。预计2021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1456.4亿美元，实现平稳有序发展。

从双向投资看，2021年1—11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572亿美元，高于同期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预计2021年中国将出现外国直接投资顺差。

（二）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持续多元化

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涵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大类，租赁和商务服务、制造、批发和零售、金融业分列前四名，投资额均超过百亿美元，合计投资额占流量总额的69.8%，同比下降4.4个百分点，行业分布多元化程度有所提高。

作为经济的发展引擎，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不断推动全球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在工业数字化、循环经济等领域积极推动国际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低碳能源，努力弥合“数字鸿沟”。

（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迈出坚实步伐

2021年1-11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7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7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7%，占同期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8.1%，较上年同期提升1.3个百分点。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的60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4518份，新签合同额1026.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766.5亿美元，分别占同期总额的50.9%和57.8%。

（四）中国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力与日俱增

中央企业对外投资实现较快增长。2020年，中央企业对外投资达470.5亿美元，同比增长26.3%。在对外非金融类投资流量中，公有经济控股的境内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668.9亿美元，同比增长15.1%，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49.9%；非公有经济控股的境内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671.6亿美元，同比增长14.1%，投资规模与公有经济大体相当。在对外投资存量方面，截至2020年末，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比46.3%；非国有企业占53.7%，同比增加3.8%，其中个体经营企业占比为11.2%，较上年提升4.3个百分点。

（五）海外并购量质提升

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企业并购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提升。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中国企业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为463.4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79%。其中65%的资金流入科技、媒体和通信（TMT），金融服务，消费品三大行业。医疗与生命科学行业表现突出，并购交易额增长近两倍，在2021年前三季度的行业排名中列第四位，并购数量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六）对外投资的区域分布更加广阔

截至2020年末，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涉及全球189个国家（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总数的81.1%，同比增加0.4%；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5万家，同比增加近1000家。

（七）合作共赢成效显著

2020年，中国境外企业向投资目的地国家（地区）缴纳各种税费总额445亿美元，雇用外方员工218.8万人，占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的60.6%。“一带一路”沿线境外经贸合作区成效突出。2013—2020年，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近400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44亿美元，为当地创造33万个就业岗位。

（八）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持续完善

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推动制度型开放。《中欧投资协定》已在开展法律审核、翻译等技术准备工作。在自贸区建设和协定落实方面，中国已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19个自由贸易协定。

二、2022年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展望

2022年，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市场机遇与国际形势快速变化，这一切给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一）多重挑战

1.全球经济、跨境投资保持恢复性增长动力不足
尽管202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有望超越疫情前水平，但发展中国家卫生危机的持续时间和疫苗接种速度，实施基础设施投资等激励措施的成效仍是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2022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变，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前所未有，跨境投资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

2.全球投资保护主义抬头
2021年9月，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正式成立，并在联合声明中强调投资审查。美国商务部、财政部通过“实体清单”对外国企业进行制裁。欧盟于2021年11月发布首份外资安全审查报告，指出自欧盟新的外资审查法案生效一年来，欧委会已审查400项外国投资。部分国家甚至出台针对性政策，压缩中资企业海外的发展空间。

3.西方跨国公司利用优势地位抑制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重塑
特定国家以维护产业链安全、供应链稳定、提升经济发展韧性和危机应对能力为名，构建一系列排他性的小集团，甚至试图以意识形态划线，打造供应链“小圈子”，对华科技“脱钩”力度加大。

4.新冠疫情、大国博弈、债务违约等风险增大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利益保护难度
疫情冲击导致对外投资中的经济和安全风险相互交织。部分国家面临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粮食短缺等问题，放大了既有矛盾，社会动荡和冲突事件明显增多，“走出去”企业的生产经营及中国籍员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面临更大威胁。

5.全球经贸治理对中国企业合规管理与履行社会责任提出更高要求
美日欧等经济体在世贸组织改革和多双边经贸谈判中倾向于片面强调所谓“高标准”规则，提高中资企业投资经营门槛。在社会责任方面，不少国家在技术质量、社会责任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中国企业的合规能力面临新挑战，合规风险和成本不断上升。

（二）重要机遇

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继续增长
未来，中国企业将顺应各国恢复经济增长和扩大利用外资的需求，寻找与东道国项目合作的机遇。深化互联互通，完善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推进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提升规则标准等“软联通”水平，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做增量。

2.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推进
新技术革命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将引发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的变迁，加快价值链升级，进一步推动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变革，以及国家间竞争优势变化（詹晓宁等，2021）。

3.风险投资行业不断扩大规模和转型升级
中国企业可采用风险投资等多种更易被对方接受的对外投资方式，利用宝贵的窗口期，加大对技术、营销渠道的投资并购，推动提升企业所有权优势、国际竞争力和价值链地位。

4.中国引领全球经贸治理的能力增强
近年来，中国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二十国集团（G20）、世贸组织中提出有关制定全球投资规则、促进投资便利化的主张，主动引领和参与较高水平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 

5.高质量发展成为对外投资的战略引擎
凯度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为未来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创新是下一阶段带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高质量的对外投资能为提升创新能力、增强中国在全球创新链中的影响力提供有力支撑。

三、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对外投资风险防控机制

全面强化风险防控意识，落实风险防控制度。应当继续妥善应对新冠疫情对企业现有项目运转和新项目布局造成的风险挑战，在疫情防控、人员货物流动、贷款融资、法律服务等方面加大对相关企业和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

（二）深化第三方及多方市场合作

面对加速演变的国际格局，在深化双边投资合作的基础上，积极同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开展第三方或多方市场合作，应进一步发挥第三方合作论坛、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组会议等跨国平台的作用，与法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等国在发展中地区和高科技领域深化投资合作。

（三）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引导改进境外企业经营与发展模式，打造更多高质量、标志性工程。挖掘中国企业在扶贫减贫、绿色转型、反腐败等方面的有效做法，创造更多最佳实践，确保经济、财政、金融、环境等方面的可持续性。

（四）加强专业配套服务支撑作用

升级企业对外投资的配套服务体系成为培育对外投资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途径。需重视弥合法律、金融、咨询、公关等服务供给与出海企业需求之间的较大差距，适时出台相关政策，应对服务业企业不愿和不敢“走出去”等问题，推动形成更加协同有效的对外投资产业生态。

（五）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
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以扩大开放为基础参与并引领高水平国际投资规则制定。双边投资协定是保护和促进国际投资的最直接的国际法律安排，应在积极商签新投资协定的同时，推动较早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升级换代。

（以上是缩减版，删除了所有图表和注释，请前往知网下载全文。）

作者简介：杨挺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FDI 研究中心正高经济师；陈兆源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彦彬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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